亚洲时报特约评论员李家胜

随着美国出台“印太战略”报告，越来越多学者认同中美已经进入大国竞争时代。从“亚太”到“印太”，印度成为美国推进“印太战略”的关键伙伴。尽管如此，印度并没有全盘接受美国的“印太战略”，而是重新解读，确保与美国相处时仍留有足够的回旋空间。在此背景下，中国妥善处理与印度的外交关系既有较大的可行性，也有缓和“印太战略”压力的必要性。

美日澳印四国领导人 （图源：FT中文网）

在中美结构性矛盾长期化、中美竞争常态化的背景下，“印太战略”成为美国应对中国崛起的全球性战略布局。2019年6月1日，美国国防部正式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指出，中国试图通过军事现代化、有影响力的行动、掠夺性经济措施威逼其他国家，企图重构地区秩序。这份报告将中国称为“修正主义大国”——中国受益于国际体系却又破坏国际体系，利用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各种手段维护和扩展自身利益。因此，为应对各种威胁，维护自由与开放的印太秩序，美国将联合盟友与战略伙伴，加大在印太地区的投入，构建网络化联盟体系。

在刚刚结束的第八届世界和平论坛“印太”组别的讨论上，美日印代表均矢口否认“印太战略”的目的是遏制中国，但这显然难以掩盖战略报告白纸黑字所要表达的内容。且自从2017年12月特朗普总统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以来，美国要员就经常在国内外各种场合宣扬来自中国的威胁，认为中国崛起破坏了国际秩序，影响了美国经济，危害了国际安全。甚至美国国内政策界已经将“对华强硬”作为一种政治正确，“遏制派”主导了现行对华政策，成为舆论主流。

构建现代化、网络化联盟体系是美国“印太战略”的主要抓手，美印关系是推进“印太战略”的关键。美日澳印截至目前已经举行4次司局级会谈，通读报告可以发现，该报告将“印太战略”所指涉的范围扩展至蒙古、印度洋岛国、太平洋岛国、西欧等。在发展美日澳印四边合作的同时推进三边协调，整合新的现代化区域网络联盟。

2018年9月6日新德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国防部长马蒂斯与印度外长斯瓦拉杰和印度防长希塔拉曼会谈

实际上，这一战略要真正发挥作用，关键是取得地区强国的支持。“印太战略”覆盖区域中只有印度是印度洋地区强国且又不是美国的正式盟友，因此美国一向非常重视提升美印关系的水平。早在2016年6月，美印两国就确立了“主要防务伙伴关系”，互相将对方视为印太地区首要的安全合作伙伴，美印两国此前已经签署了《后勤交流备忘录协定》《通信、兼容与安全协定》，正在商谈《基础交换与合作协定》，2018年9月，两国举办了首次外长、防长“2+2”对话会，据称还将在今年举办首次三军联合演习，两国防务贸易已经达到约160亿美元。

印度根据自身利益重新解读“印太战略”，以确保大国平衡外交具有可调整的空间。目前，印美关系已发展到极高水平，印度外交部也成立了“印太司”，但是对于“印太战略”，印度却持以谨慎欢迎的态度，并努力对其重新定义。截至目前，印度没有承诺要继续深化四国安全对话，美国希望提升四国会谈的等级，但印度也一直对此持保留意见。

2018年6月，莫迪总理在新加坡就“印太战略”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印太”是一个充满全球机遇与挑战的天然地区，东盟是印太地区的核心，印度不将“印太”视为一种战略或只有有限成员的俱乐部，也不是让某个集团追求主导地位，而且绝不认为“印太”是为了对抗某个国家。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印度总理莫迪 （图源：一牛财经）

在美国“印太战略”的背景下，印度依然与俄罗斯维持着紧密的军事合作，比如，2018年10月两国签署了价值约55亿美元的S-400导弹防御系统的购买协议。

因此，在莫迪第二任期内，印度将谨慎欢迎“印太战略”，不会完全附和该战略，而是继续游走在中俄印、美日印三边框架内，以获得更大的实际利益。

为应对美国的“印太战略”，中国应妥善处理中印关系，或可考虑提升中印双边关系的定位。长期以来，印度习惯于将中国视为主要的安全威胁，两国安全战略的非对称性导致印度容易将与中国的分歧安全化，而中国却又对此缺乏足够重视。

妥善处理两国关系，首先需要做好释疑增信工作。一方面是要管控诸如边界争端、中巴经济走廊、核不扩散等领域的分歧，确保双边机制沟通有效，稳扎稳打，尤其是边界谈判取得早期收获；另一方面是要利用好领导人高层会晤机制，同时扩大经贸、教育、人文、智库、媒体等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促进两国社会各界的相互理解。

其次，要培育中印合作的核心着力点，夯实中印关系的基本盘。一是可借助上海合作组织，将打击恐怖主义作为中印合作、同时促进中印巴三角关系缓和的重要路径。二是可借助印度洋海军论坛、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等机制，促进中印在印度洋的海洋合作。三是在全球治理领域，继续深化两国在多边主义、自由贸易、金融体系、气候变化等议题上的合作。

再次，虽不能回避中印在地区层面存在的竞争，但是可以将这种竞争的领域进行区分。中国要尽可能使印度明白，与南亚国家的合作主要是为了经济利益，促进地区各国共同发展，同时欢迎印度参与第三方合作，而不是为了与印度在南亚开展安全竞争。

最后，洞朗对峙以来两国领导人在双多边场合已经会晤7次，今年下半年还将在印度举办第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随着“印太战略”“新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事态出现了新变化，两国在合适时机或可考虑提升双边关系的定位，将中印关系带进更高水平。

作者简介：李家胜/亚太智库研究员，西安交通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南亚-印度洋地区国际安全、印度外交政策、中印关系研究。

报道来源：亚洲时报（ http://atimescn.com/expertView-64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