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讲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对教师的政治思想素质、理论功底、知识宽度、学养深度有很高的要求，因此教学与科研密切融合是思政课教师成长与发展的重要方式。讲好思政道理的一个可行的思路是以问题解惑为前提，运用政理、学理、事理相贯通的方式，启迪学生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上掌握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前，划清共同价值与所谓“普世价值”的理论界线，是帮助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批判“普世价值”，科学理解和深刻领会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一个重要问题。

[关键词]思政课教学；学理；事理；道理

习近平总书记说，“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1]道出了思政课的真谛。要讲好思政道理，需要下一番真功夫。以我的体会，高校思政课是要求很高的课程，它需要教师有很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具备相关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要求教师有很宽的知识面，具有思想的敏锐性，还必须十分关注社会现实的实际进展和它的理论需求，与时俱进的特点十分鲜明，并且是具体知识元素更新率很高的一门课程。所以当一个好的、学生满意的思政课教师很不容易。非常感谢《思想理论教育导刊》向我约稿，借此机会和同行专家交流我从事思政课教学的心得体会，听取同仁们的智慧和见解。

一、教学与科研密切结合是高校思政课教师的基本要求和成长方式

我一直在西安交通大学学习工作并从教45年。我在教学过程中讲得最多的课程是本科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硕士研究生的“自然辩证法概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精解”课程；博士研究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课程。此外，还讲过“社会学学说史”“法律思想史”“社会工程研究导论”等课程。几十年的教学体会就是要把党的意识形态要求和学术学理分析密切结合，力求从知识原理出发讲清楚社会发展的价值要求，或者揭示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思想的知识基础与思想逻辑。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很好地把教学与科研密切结合起来，以教学引领科研，以科研支持教学，做到教学与科研相融合、相促进。这是高校思政课教师工作的基本要求，也是思政课教师成长与发展的重要方式。

我从开始站上讲台直到2020年退休前4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脱离教学，就在退休当年还承担着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教学任务。退休后响应教育部银龄计划支援西藏民族大学威尼斯wnsr888(中国)有限公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工作，承担具体的课堂教学任务。虽然我也曾长期从事学院管理工作，但教学与科研从未受其影响，反而更加激励我教学科研不能落后，更应站在教学科研第一线。我基本上是教学、科研、管理三驾马车齐头并进，当然我也牺牲掉很多节假日的休息时间和社交时间，可以说没有节假日是我的生活常态。我的社会交往基本上是学术交往，非学术交往无暇顾及。在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我主持和承担过35项各级各类课题，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8项。出版专著10部，主编教材8部，主编学术文集12部，发表学术论文120多篇。曾获得各级各类奖项32项，其中，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一项，国家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一项，陕西省政府优秀成果一等奖2项，陕西省政府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陕西省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项。回顾我几十年的科研经历，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一是以马列著作研读为导向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三是关于工程哲学与社会工程的研究。

除了学术研究外我还撰写教学研究论文并认真从事教学研究与创新工作。在教学研究与创新方面，最能反映我的教学体会的是2018年获得的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即“高校思政课‘三理贯通’与‘三环相扣’的教学理念与实践模式”。这个教学成果充分体现了我多年教学实践的理念与方法。这里，我想首先对此做一点简单介绍，然后再分析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就是如何从学理上批判所谓的“普世价值”。

二、坚持“三理贯通”的教学思维模式，密切联系实际，讲清楚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本道理

所谓“三理贯通”，就是教学内容设计体现政理阐释、学理解释、事理解析相贯通。曾经在思政课的教学过程中，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学过程中存在着实效性不足和时效性不强的问题。所谓实效性不足，就是道理讲不透，不能入脑入心；所谓时效性不强，就是不能联系改革开放中的重大思想理论问题，甚至回避这些问题，生怕讲不清，更怕讲偏了。在教学过程中往往出现政理解释空泛，脱离社会实际讲政理，现实解释力不强；学理支撑不足，缺乏相关学科知识供给与学理分析，教条性话语比例较高；事理分析不透，学生听到的大多是干瘪而熟知的概念，或者是在不同场景反复听到的教材知识点。这些问题导致课堂教学的思想性不足，启发性和亲和力不足，课堂气氛刻板单调，学生的感受性、启迪性、明心性欠佳。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我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破解，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其一，课堂教学要体现“三理贯通”，首先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体现“三理贯通”。讲一堂课，首先要明确这堂课要解决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包括理论问题、社会问题、相关的社会思潮问题，以及学生在这些理论问题和具体问题上所困惑的思想认知问题。要利用教材所提供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解析这些问题，回答这些问题，并且旗帜鲜明地辨析围绕这些基本问题所产生的错误观点，从而提升学生的理论分析能力和理论掌握程度。思政课的功能是在解决学生思想认知中的具体问题过程中建构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命题思想。这应当是思政课不同于其他知识传播性课程的一个显著特点。如果按部就班地依据教材的编排逻辑进行讲授，其教学效果满意的概率一般不会很高。这里有一个如何使用教材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以下简称“原理”课）必须以教材为依据精心备课，贯彻教材的教学目的，讲授教材的理论立场，但不是把教材的叙述结构、语言方式、例证结构复制到演示文稿上，而是要依据教材要求，根据学生的认知特点，选好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展开教学设计，或者根据所教授的具体内容设计一些具有思想启迪性的理论问题或者需要回答的社会热点问题逐次展开。

我们应当承认，没有哪个社会不存在社会问题，要辨析的是问题的性质和出现的概率。我们不能期望一个没有任何问题的社会，我们期望的是一个有能力解决问题的社会，通过不断地解决问题推动社会进步的社会，我们更要看到和分析的是一个社会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和效果。分析和预判、提出预案解决可能出现的社会问题正是历史主动性的充分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过程就是通过不断地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去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新问题的出现和不断解决正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表现。“原理”课的教学过程要体现党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将其应用于中国实际，通过不断地解决各种问题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过程中的基本经验和理论创新，特别是要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变革性实践、创新性发展、突破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

其二，“三理贯通”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思路，需要明确关于实际的二阶结构及其关系。“原理”课要讲好，理论联系实际是基本要求。但是必须明确“实际”的二阶结构。“一阶实际”是社会过程中直接产生的各种社会现象。这类社会现象的性质有很大的差异，有善的社会现象，也有恶的社会现象；有先进的社会现象，也有落后的社会现象；有引领社会前进方向的社会现象，也有正在退出历史舞台的社会现象；有体现社会发展主流的社会现象，也有背离主流的社会现象，等等。“二阶实际”是引致社会现象产生的社会模式，具体表现为社会规制与社会政策，或者社会改革方略，或者国家与社会各方面、各领域的治理模式，或者社会上存在的文化模式。“二阶实际”与“一阶实际”互为因果关系。“一阶实际”会导致“二阶实际”的产生，“二阶实际”也会引起“一阶实际”的产生。“原理”课的理论联系实际是要处理好关于“实际”的二阶结构之间的关系。有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是无视“二阶实际”的地位与作用，跨越“二阶实际”，用理论命题或核心概念直接联系“一阶实际”所涵盖的各种社会现象。由于“一阶实际”中的各种社会现象的性质差异很大，到底联系哪一种社会现象作为联系实际的对象呢？如果仅关注到社会现象中的负面情况，满课堂都是义愤填膺式的批判，那么这样的联系实际忽略了社会主流的正面现象，可能给学生满脑子的问题，不是帮助学生解决问题，而是给学生增加问题。正确的联系实际应当注意到“一阶实际”与“二阶实际”之间的关系。如果要确定分析一种社会负面现象，就要分析这种负面现象为什么会产生，注意到它的“二阶实际”已经是落后的实际，不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实际，并且是与社会主流方向相悖的“一阶实际”的社会现象，而社会主流现象是由体现社会发展方向的“二阶实际”所产生的。例如我们分析中国的改革过程，国家的改革方略就是“二阶实际”，改革的对象是过时的旧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产生新的“一阶实际”，即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生机勃勃的新的社会现象。这样的分析符合“原理”课的基本理论，又能使学生正确地看待和分析现存的社会问题并把握社会进步发展的方向，深刻体会党的改革方略。

其三，坚持“三理贯通”就是要联系政理讲学理。所谓“政理”就是国家发展理念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基本思想，也就是社会“二阶实际”的核心内容。“政理”本身有丰富的学理基础。所谓学理就是形成政理的各方面客观规律及其综合，表现为不同学科的学术命题及其相互作用的机理。学理是“政理”形成的客观依据，它以相关学科所揭示的科学规律及其相互协调一致的方式作为“政理”建构的基础。比方说共同富裕的政治理念，它首要的学理依据就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和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人的真理命题，另外还有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矛盾关系处理原则，还有按劳分配与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的关系处理原则，还有国家总体发展与区域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的处理原则等不同领域和方面的规定性，都是共同富裕的政治理念确立的学理依据。讲清楚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政治理念必须从这些不同学理依据出发，并从这些学理的综合分析中深刻理解新时代共同富裕理念的深刻内涵和实践要求。学术学理是政治理念建构和形成的科学依据，当讲述政治道理时，要把政治道理得以成立的学理基础与学术依据揭示出来，使得学生能深刻把握政治命题的科学性与正当性。

其四，坚持“三理贯通”就是联系政理与学理分析事理。事理是学理、政理与情境条件的高度统一，是社会发展规律、党的治国理政思想与社会发展实际的高度统一。“原理”课的讲授要能够达到入耳入心的效果，一定要运用政理与学理分析事理。事理就是如何做事情的道理，就是实践之理。把政理和学理运用于分析事理，就是分析治国理政的实践逻辑，就是分析某一个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分析改革的战略思维和路径设计及其实际效果。只有通过事理的分析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政理的科学性与学理的深刻性及其相互的关联性。也只有通过事理的分析，把党的治国理政思想与所解决的实际问题和治理效果密切地结合起来，才能澄清学生从网络上、从社会传闻中所接收到的各种不正确的观点，尤其是对各种社会思潮的辨析和批判更是需要通过事理的分析才能实现思想引领。

三、如何从学理上批判“普世价值”

价值论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讲述价值论问题时，应当应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思想剖析“普世价值”的实质，从学理上揭示“普世价值”的错误所在。

“普世价值”是西方资产阶级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他们使用这个概念的目的是把自己定义的价值内涵说成是“普世价值”，以此来支撑他们的霸权逻辑。所谓“普世”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时间与空间上的无差别性和全覆盖性，以及人类成员上的无差别性和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的同一性。具体地说，“普世”就是全世界所有地方，不分民族、国家、宗教，不分古代人、现代人与未来人的世界，统统都看成是一个无差别的世界。所谓“普世价值”就是自古至今的所有人类群体都承认、都奉行的某种价值观念，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任何一个地球人都应当认同和接受，它具有超越阶级、超越国家、超越历史的性质，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成员都适用通行的某种价值观念。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分析，这样的“普世价值”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它是一个没有客观内容的虚假概念，它不反映价值事实的真理，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普世价值”为什么会迷惑人，原因在于它具有“似是而非”的特点。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思想，因而也带来了关于共同价值的讨论。在理解共同价值思想的过程中需要澄清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的关系，划清两者的理论界线。如果我们不能划清两者的理论界线和讲清不同的政治理念，就既不能深入批判“普世价值”论说，也不能深刻理解“共同价值”思想，从而就会影响学懂弄通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第一，“普世价值”的基本含义违背了价值范畴的本质特点，实质上是一个虚构概念。

首先，“普世性”违背了价值范畴的本质特点。说到“普世价值”，先得明确价值范畴的特点。价值范畴不同于真理范畴，真理的内容是客观的，其表现形式是主观的，一个命题是否能成为真理不是以主观上的判断为标准，而是以是否正确地反映客观对象的客观本质为依据。但是价值范畴是一个反映主客体关系的性质的一个哲学范畴，其本质是反映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效应对于主体的意义。所以价值本身就内含着主体的因素；主体的存在方式不同，社会需求不同，与客体相互作用的方式不同，其相互作用的结果对于主体的意义就会有不同。由于价值观念内含着实践主体的理想认知和评价因素，处于不同社会环境与社会关系中的社会成员的价值认知不会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超越历史、超越国家与民族、超越阶级的，适用世界的，一致认同的价值是不存在的。所以离开社会主体的实践特点和存在方式去规定价值的内涵是有违于价值范畴的本质特性的。

其次，“普世价值”是一个虚构概念，其虚构手法是把特殊价值无条件地普适化。所谓虚构就是说这个概念的指称对象是不存在的。由于社会主体的现实性和差异性，其利益结构多样，价值追求具有层次性，不顾这些差异性与多样性所导致的价值多维性，把不同社会主体都理解成同质的人，从而赋予其共同接受的价值，这就是其虚假性的实质。有些人杜撰“普世价值”的名词，目的是把社会上某些人、某些阶级和社会集团的价值说成是全人类的价值，把某些社会历史阶段上曾起过进步作用的社会价值说成是终极价值，也就是把某些“特殊价值”赋予“人类普适性”和“全球普适性”以及“历史一致性”，也就是说把某一特殊价值无条件地“普世化”。由于“普世价值”是通过虚构的手法杜撰的概念，是没有实际指称对象的概念，把某些人认可的价值观念强加在所有人的思想观念上，所以是一个虚构的概念。“普世价值”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的价值，也表现为美国的帝国主义价值，它否认价值的多元化，否认发展中国家要求发展的价值，用帝国主义的霸权逻辑和唯我独尊的价值预设控制世界的价值，是将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奉为人类价值，是将一己之特殊利益奉为全球利益的鬼话，所以是虚假的价值。

第二，“普世价值”与“普遍价值”是两个不同的价值范畴，不能混为一谈。我们必须进一步分析，作为虚构概念的“普世价值”为什么又能够喊得震天响，搞乱人们的思想呢？这是因为混同了“普遍价值”与“普世价值”的界限，利用人们关于“普遍价值”的思维去接受关于“普世价值”的概念。

“普遍价值”的形成基础就是思维的抽象性。人的思维的抽象性表现为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从具体经过特殊到普遍的层次。思维的抽象每上一个层次，它的概括性就更高，同时概念的形式就越抽象，其被抽象掉的内容就越多，概念所表达的内容就越稀少。普遍价值就是价值的普遍性，就是说某一种价值观念在一定的范围内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在这个一定的范围内的社会主体是共同认可和普遍接受的。所以普遍性是与条件性相连接的，当人们说某一种性质、属性具有普遍性时，总是与一定的条件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无条件的普遍性。那么，在人类社会这个范围内有没有共同认可与接受的价值呢？如果有的话，那是什么样的一种价值？如果我们把人类组成中的民族特点抽去、把阶级特点抽去、把历史特点抽去、把宗教文化特点抽去、把风俗习惯特点抽去，也就是把所有的社会特点抽去，只剩下具有吃、喝、休息、说话、爱、愉悦和痛苦等这样一些自然特性，这种普遍性特点是存在的，可是这种普遍性是自然人的普遍性。可见这种全人类共有的普遍性是以单纯的自然人为条件的。但是“自然人”只是一种抽象的存在，它的概念基础是自然存在的生物人，不是现实人的全部属性，只是现实人的生物属性。因为人都是社会的人，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人。既然这种概括的基础只是一种思想上的存在，而不是一种现实的存在，那么这种概念的现实基础就是不完全的，是片面的。

如果我们把概念所具有的普遍性的层次不断降低，那么其条件性就不断具体化和多维化，最后最高普遍性的概念就转化为具体概念。就人的概念来说，必须不断地追问是什么时代的人、什么民族的人、什么国家的人？这种特定时代、特定国家、特定的社会共同体就会形成其共同认可与普遍接受的普遍价值。这种以特定人类共同体为条件的普遍价值是共同价值。现在就可以说清楚“普世价值”与“普遍价值”的区别了。任何普遍价值都是与其相应的条件联系在一起的，没有离开其相应条件的普遍价值。可是“普世价值”是无条件的，就是说在任何条件下都成立的：它没有时间限制，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成立；它没有空间限制，任何地理区域的民族都认可，没有国家区别和阶级区别，只要是人，都应当接受。事实上这种“普世价值”是不存在的。

普遍价值的存在源于其条件的一般性，这种一般性只体现人的某一属性的价值要求，也是一种抽象性的片面价值，但是这种抽象性是与条件性密切关联的。大家都知道，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普遍价值只反映作为总和的社会关系中的某一种社会关系，因而普遍价值不是现实的人的价值。因此，普遍价值应用的逻辑要求是一般命题与具体条件相结合，普遍性质与特殊境遇、特殊状况相结合，是把只反映某一种社会关系的价值要求与其余社会关系的价值要求进行综合，才能形成现实的价值。所以作为抽象形态的普遍价值现实化后才是现实价值。

利用普遍价值的普遍性，去掉其条件性，把某种抽象的片面价值说成是现实人的价值，把一部分人的价值说成是全人类的价值，是“普世价值”的构造手法。由于普遍价值具有一种从逻辑上可以直达顶层的抽象过程，它可以达到最高的普遍性，它抽掉了人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关系与政治经济关系内涵，仅仅从人的自然属性出发，抽象出自然人概念，或者把某些人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追求自然化和一般化，从而形成人类的普遍属性。资产阶级的政论家便把这种抽象的普遍性价值偷换成人类的总体价值，把抽象的价值属性转换成现实价值，从而论证人类“普世价值”的存在，再进一步把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的、某个阶级的、某个民族的特殊价值观念说成是全人类的价值观。例如，资产阶级把自己定义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价值概念说成“普世价值”，从而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资产阶级统治的永恒性就是如此。

第三，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的根本区别。人类社会没有“普世价值”，却存在共同价值，共同价值是共同意志的表达，是共同认可与接受的价值观念。

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现实的、社会的人的本质是他所存在的那个具体社会的、与这个具体的人所发生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体现。既然人的本质是通过他所参与和涉及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体现出来的，那么人所持有的价值观念也是受人的本质特点所决定的，人的价值观念也是由人们在社会关系总和的体系中的地位、作用和需求决定的。所以，人们的价值意识中的价值概念是从人们的社会关系总和中抽象出来的。这种抽象方法是以各因素的综合为基础的抽象，是一种综合概括法。它与那种不断剥离复杂因素只反映单一因素和片面性质的抽象概括法具有本质的不同，一种是以综合因素为基础的概括法，一种是以片面性因素或者单一因素为基础的概括法。要研究现实的人的价值，就必须运用综合概括法。共同价值是不同社会共同体共同认可的价值，这种共同价值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共同价值承认不同社会共同体成员所秉持的价值观念，以承认价值的多样化为前提，“普世价值”的实质以否定价值多样化为前提。某种社会共同体和另一社会共同体所秉持的价值观念可能是不同的，相互是有差别的，这是因为不同社会共同体成员内部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和特点不同；不同社会共同体的利益结构特点也有所不同，这些都会使不同社会共同体的价值观念或有不同。共同价值的存在前提是首先承认这些不同社会共同体各自所秉持的价值观念；如果否认这一点，那么“共同”的意义便不复存在；“共同”是在不同社会共同体中的共同，是“共同存在”中的相同。所以共同价值是不同社会共同体共同存在中的共同，这就是承认不同社会共同体成员的价值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如果否认这一点，共同价值的概念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前提。“普世价值”只承认某一种价值、某一类价值，把某种、某类价值推定为现实世界所有国家与民族必须接受的一种价值，它否认价值的多样性，否认利益的多元化，把某种利益推崇为最高利益。

其次，共同价值在多种价值体系中寻求共同认可的价值元素，而“普世价值”把某种特殊价值供奉为最高价值。共同价值具有贯通性，也就是说某一种价值理念，是不同社会共同体所能共同认可和接受的。虽然说不同社会共同体有各自的价值观念体系，但是不同价值观念体系中的一些价值元素，却可以得到相互的认同和接受，这样的价值元素在不同的价值体系中都会被接受和认同。这是因为这些价值元素所反映的利益诉求是不同社会共同体的共同诉求。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价值体系是根本不同的，但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所以两党就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再例如，在现今的世界格局中，存在有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的国家，其价值体系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不管是哪一个国家或民族，在面对环境变化问题上的利益是基本一致的，因为气候环境日益变坏危及所有国家社会成员的生存利益。共同价值承认利益的多元化，在尊重不同社会共同体真实利益的前提下，寻找不同利益共同发展的价值。共同价值是寻找不同利益体系中的共同利益，“普世价值”的实质是只承认特殊利益，并且把某种特殊利益奉为最高利益。

最后，共同价值的建构方法与“普世价值”的虚构方法根本不同。前已述及，普遍价值的形成是单纯的抽象分析方法，是不断减少约束条件形成不同层级的普遍价值，直至最后形成最高的普遍价值。这种抽象分析方法具有减法的特点，通过不断减少条件使其抽象度不断提高，从而形成普遍性质。“普世价值”的形成是利用价值的普遍性，又抽掉其条件性，虚构其价值基础；把某种普遍性的价值转换成全人类都应接受的现实价值；把一定范围的普遍价值扩大到全球领域的价值，把某些国家的价值说成是国际价值。共同价值的形成方法是价值贯通性分析抽象方法，这就是说，在不同的价值体系中寻找共同存在的价值元素的方法，也就是数学方法中的寻求最大公约数的方法。求最大公约数方法的本质是除法，除法的特点是承认包含，即承认有一个同质的数包含在不同的数值中。所以寻找共同价值就是寻找不同价值体系中所包含的共同的价值元素，是一种贯通性元素抽象方法。

注释：

[1]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N].人民日报，2022-04-26（1）.

[作者简介]王宏波，男，1952年10月生，西安交通大学二级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宝钢优秀教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师年度影响力人物，陕西省“三秦人才”，西安交通大学教学名师。

历任西安交通大学社会科学系副主任、西安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威尼斯wnsr888(中国)有限公司院长；曾兼任教育部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哲学学会会长，陕西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西安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常务理事；现兼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改革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工程哲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常务理事，陕西省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会长，陕西省教育厅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西安市伦理学学会会长。

曾经出版《〈反杜林论〉“哲学编”阐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精学导读》《社会工程学导论》《哲学进阶导引》等著作10部，主编陕西高校统编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参编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教学与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等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一项，国家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一项，陕西省政府优秀科研成果与教学成果一等奖三项。曾作为访问学者出访英国，并多次参加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举办的国际会议，还受邀在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日本东北大学、中京大学等作学术讲座。

原文发表于《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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